位于鉛山信江江畔的辛棄疾雕像丁銘華 攝
楊立坤
“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這樣的英雄主義,蘇軾擁有,辛棄疾也同樣具備。上饒人杰地靈,名人輩出,歷史上曾涌現吳芮、張潛、王貞白、洪邁、朱熹、汪應辰、姜夔、蔣士銓等大批先賢,而回望歷史耀眼的星空,以上饒為第二故鄉的辛棄疾,無疑是那顆最亮的星!
辛棄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號稼軒居士、雨巖居士。出生于山東東路濟南府歷城縣(今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1162年23歲時南渡,在南宋生活了45年,前18年隨任而居,后27年基本都居住在上饒帶湖和瓢泉,直至終老鉛山。他是南宋官員、將領、文學家,有“詞中之龍”美稱;是比肩蘇軾的豪放詞家、孤勇堅毅的忠臣良將、悠悠柔情的山水隱客、文武全才的理想人物,也是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歷經浮沉仍初心不改、遍嘗甘苦更豪氣干云的歷史人物。
武能上馬定乾坤
“詞人本色是武人”。辛棄疾出生時,中原已被金兵占領,北宋南遷。在他生活的年代,金國統治著淮水以北廣大中原、華北地區,北方的漢族人民不滿金人的侵略蹂掠,為了從女真族的壓榨之下解脫出來,紛紛聚集起義。辛棄疾天生孔武高大,在爺爺辛瓚的引導下,從小熟讀兵書、苦修劍法。二十二歲時他就拉起了一支數千人的義軍,豎起抗金旗幟。后又與耿京為首的起義軍合并,并兼任書記長,掌管印信。一次起義軍中出了叛徒義端,將印信偷走,準備投金。辛棄疾手提利劍單人獨馬追賊兩日,第三天提回一顆人頭。為了光復大業,他又說服耿京南歸,親自南下臨安聯絡。不想就這幾天之內又變生肘腋,當他完成任務返回時,部將張安國叛變,耿京被殺。辛棄疾大怒,悲憤之下,躍馬橫刀,緊急調集50多位勇士,突入數萬人的敵營生擒叛將張安國,縛置馬上,南向急馳。渴不暇飲,饑不暇食,奔突千里,直到渡過淮水才得休息,將其押解至臨安正法,并率萬人南下歸宋。此舉“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圣天子一見三嘆息”。年輕的辛棄疾,血氣方剛,初出茅廬,就以這樣的英雄行為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景仰稱贊,在反抗女真統治者的斗爭中,長時期起著鼓舞人心的作用。
雖然“壯歲旌旗擁萬夫”而南下之后的辛稼軒被解除了武裝,前往江陰去做簽判,但抗擊金兵、收復失地的主張伴隨著他一生。宋孝宗受禪繼位之后,曾對金發動過軍事攻勢,但因戰敗,政府又被主和派占了優勢。辛棄疾不顧自身官職低微,挺身而出,獨抒所見,就宋金雙方的和與戰的前途具體分析,寫成論文十篇名曰《美芹十論》,于1165年奏陳給孝宗皇帝,通過審勢、察情、觀釁、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詳戰等十個方面,分析敵我形勢,提出強兵復國的具體規劃;1170年,主戰的虞允文做宰相,他又寫成九篇論文陳獻。在十論和九議中,辛棄疾系統陳述了抗金救國、收復失地、統一中國的大計,無一不是精辟之論,通篇閃爍著智慧之光,充分體現了辛棄疾“雄有萬卷,筆無點塵”的風格,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辛棄疾還明確指出:打擊敵人、恢復國土,是關系到國家和生民的大業,不是屬于皇帝和宰相的私事,因而不能只著眼于私人利害而避開這一任務。辛棄疾不但提供了自己的智計韜略,而且也貫注了充沛的熱情和必勝的信念。雖然宋孝宗或虞允文都沒有對他的奏文予以應有的重視,但當其傳播開來后,卻在抗金派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因為其中的議論“英偉磊落”,當時極大地喚起或提高了部分具有民族意識人士的戰斗精神。剛滿三十歲的辛稼軒,不但早已“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而且被廣大社會人群期待為必能建立豐功偉業的志士。
“千古美芹高議在,不應成敗論終初”。后世認為,十論、九議同時也是很好的軍事論著,有著很高的研究價值。辛棄疾后來長期在地方任職時也一直重視戰備,強調要增強憂患意識,要堅定必勝信心。他在擔任湖南安撫使時,在較短的時間內編練成飛虎軍,成為兩湖長江沿線的一支勁旅,一方面維持地方治安,另一方面震懾金人。鄧廣銘先生對此有高度評價:“在很短時期,飛虎軍的素質便成為沿江各地方軍隊中之最上等的,不但湖南一路賴之以安,而且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之內,飛虎軍一直是沿長江的一支雄壯的國防力量,被金人稱為虎兒軍,且頗為金人所畏憚。”
文能提筆安天下
南渡之后,辛棄疾手里立即失去了快刀利劍,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軟筆,他也再沒有機會奔走沙場,血濺戰袍,而只能筆走龍蛇,淚灑宣紙,為歷史留下一聲聲悲壯的呼喊、遺憾的嘆息和無奈的自嘲,但也因此寫出了許多在中國文學史上與日月爭光的第一流作品,無奈地完成了從“政界強人”到“一代詞宗”的華麗轉身。據武漢大學教授、宋詞研究專家王兆鵬博士利用大數據研究發現,《全宋詞》收錄了1330余兩宋詞人的約 2萬首作品,從數量來說,第一名辛棄疾,存詞629首;第二名蘇軾362首;第三名劉辰翁354首。從質量而言,排行榜前100名的宋詞,辛棄疾有12首,位居第二,周邦彥第一,蘇東坡第三;排行榜前10名的宋詞,辛棄疾有2首,和蘇東坡、姜夔并列第一。中小學語文課本里涉及的宋詞,辛棄疾以10首之多位居第一。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引用辛詞,2019年6月16日,他還特意提到辛棄疾,認為其是中華民族“燦若星辰的文藝大師”之一。
應該說,辛棄疾的詞不是用筆寫成,而是用刀和劍刻成的。他永以一個沙場英雄和愛國將軍的形象留存在歷史上和自己的詩詞中。時隔800余年,當今天我們重讀他的作品時,仍感到一種凜然殺氣和磅礴之勢。比如這首著名的《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這首詞除了武圣岳飛的《滿江紅》可與之媲美外,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幾乎再難找出第二首這樣有金戈之聲的力作。雖然杜甫也寫過:“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軍旅詩人盧綸也寫過:“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蘇軾也寫過“西北望、射天狼”,但這些都是旁觀式的想象、抒發和描述,哪一個詩人曾有他這樣親身在刀刃劍尖上滾過來的經歷?“列艦層樓”“投鞭飛渡”“劍指三秦”“西風塞馬”,他的詩詞簡直是一部軍事辭典。他本來是以身許國,準備血灑大漠,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脫離戰場,再無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樣仰問蒼天,像共工那樣怒撞不周山,他臨江水,望長安,登危樓,拍欄桿,只能熱淚橫流。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
一個優秀的文藝作家,不會不關心其祖國的前途和命運,不會不積極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中去;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必須能反映時代的主要社會矛盾及其他現實問題。在南宋文壇上,辛棄疾是真正能夠集中表現當時人民反抗民族壓迫的愿望和要求的中流砥柱。他對國家和民族存亡的深切憂慮,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無限熱愛,對淪陷在金人鐵騎下中原地區的鄉土和人民的緬懷與同情,對南宋政府腐朽統治、賣國行徑的指責和諷刺,對自己壯志難酬的滿腔悲憤都充盈于他各種形式的作品之中,躍然紙上的是一種壯健奮發的積極進取精神。所以,最能體現辛詞在文學史上杰出貢獻的作品是直接歌頌抗金斗爭、表現殺敵報國的雄心壯志主題的作品;是深刻反映南宋中期山河破碎的嚴酷現實、表達對人民苦難深切同情的作品;是抒發國難當頭、以身許國報國熱情的作品。其身已老,其心未衰,辛棄疾兩鬢白發依然夢想著來一次轟轟烈烈的戰斗;66歲那年,仍未放棄北伐的愿望。當登上北固亭遙望遠方,先后寫下《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及《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時,他仿佛不是一個遲暮之年、步履蹣跚的老人,而是一個鮮衣怒馬、意氣風發的少年。這樣的人,無論經歷什么,歲月都不會在他的靈魂上刻下皺紋,你也永遠不會在他身上看到衰老。
辛棄疾在上饒的時間表、路線圖和朋友圈
“臥占湖山,樓橫百尺,詩成千首,名傳萬年”是辛棄疾在上饒的真實寫照。在上饒,他留下了讀不盡的詩和遠方。作為官員的辛棄疾,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被大浪淘盡,作為偉大詞人的辛棄疾,不但一直與歷史同在,還必將始終與未來同往。從這個意義上說,辛棄疾在上饒的20多年,實際上是他生命的百年、千年、萬年。“辛詞十分好,七分寫上饒”。《全宋詞》選錄辛棄疾詞作629首,其中,在上饒期間創作或內容與上饒有關的詞作多達465首,占比70%以上。其中在帶湖和瓢泉期間各寫下了二百多首詩詞,有許多直接詠唱“帶湖”及“黃沙道”的詞作,都被后人廣泛傳誦。僅在“博山道”所寫詩詞就接近40首,稼軒儼然是博山的“形象代言人”。
淳熙八年(1181),辛棄疾任江西安撫使兼知隆興府,洪邁到南昌,辛棄疾請洪邁為作《稼軒記》。同年12月,辛棄疾落職罷官,乃挈家定居帶湖。當時上饒也是“沖要之會”,是“牙閩控粵襟淮面浙”的江東望鎮。且南宋當時國都在杭州,上饒最靠近京城所在地浙江,交通便利,所以士大夫都樂意到上饒居住。此外,當年信州繁榮的文化也是吸引辛棄疾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南宋時,信州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著名的寓賢有曾幾、呂本中、韓元吉以及本地人汪應辰等,從城內到郊區的官紳士大夫住戶就有百家之眾,一時別墅林立,城市繁華。淳熙二年(1175),朱熹、陸九淵“鵝湖之會”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對信州文化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也大幅提升了信州的“城市品牌”。“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作為入文出武、知進守退的辛帥,如果不得不暫時擱置收復中原的夢想,他當然更愿意選擇與文人集團為伍。經過精心挑選,他的帶湖新居位于信江上游,依山傍水,風景優美,“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頭,新荷十頃”,有典型的江南風景,并且“在城邑阛阓之中,而獨出車馬囂塵之外,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真正是一處鬧中取靜的佳所。
在辛棄疾歸帶湖之前,上饒的詞壇是寂寞而冷清的。但在1182年,這種局面得到徹底改善。擅以詞鳴的辛棄疾,益之以廣闊的社交平臺,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托起了上饒詞壇在東南地區的中心地位,這是因為辛棄疾的創作自身,就足以構成詞壇的中心。鄧廣銘先生以《水調歌頭·盟鷗》為辛棄疾在信州的開篇之作。程繼紅教授認為,從某種程度而言,《盟鷗》也可視為上饒詞壇正式形成的“開壇”之作。因為這首詞不僅表明了辛棄疾的“上饒”身份,而且還因為嚴子文、傅安道、湯朝美等詞人間的唱和與謝和,把上饒詞壇與江南詞壇以及遙遠的福建泉州詞壇聯系起來。此后,他在帶湖、瓢泉、博山期間創作了大量的唱和之作、送別之作、祝壽之作、應答之作、宴席即興之作等。辛棄疾在上饒期間交友甚眾,主要對象一是時任信州的官員或路過信州的官員;二是閑居或致仕后定居及謫居信州的官員;三是信州的文士與辛棄疾的門生等。其中,曾任吏部尚書的韓元吉因其德高望重而被視為信州文人集團的實際領袖,辛棄疾因此對他非常尊重,兩人過從甚密。帶湖雅集、云洞覽勝、南巖之會,辛棄疾成為韓元吉退居上饒之后交往最密切的文友,幾乎每年都有互作壽詞。朱熹,祖籍上饒,比辛棄疾大10歲。陳亮稱他倆一個是“文中之龍”,身備陽剛之氣的一代儒宗,一個是“文中之虎”,壓倒一世英豪的奇杰,二人堪稱南宋時期的”雙星”。兩人互相仰慕,唱和頻繁。朱熹對辛棄疾的起義南歸和才能都十分欣賞,對辛棄疾的軍事才干和治軍效果也很肯定。二人首次相會,朱熹義兄劉琪病逝,前去接運靈柩,辛棄疾也前去路祭,他對劉琪的評價讓朱熹大為感動。1182年,朱熹辭免江西提刑任歸建陽途經上饒時造訪韓元吉后,韓元吉在廣信南巖一滴泉為朱熹餞行,徐衡仲、辛棄疾也應約參加。四人的“南巖之會”相會,為廣信區留下了一段文化佳話。辛棄疾被朝廷罷免,朱熹憤憤不平,他對弟子們說:辛幼安亦是個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同樣,辛棄疾對朱熹也敬佩有加,稱他為“帝王師”。在南宋一度險惡的政治環境之中,辛棄疾不畏強權,仍與朱熹保持至密往來,甚至在朱熹去世后為文往哭,并題寫挽聯“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展示出辛棄疾的錚錚鐵骨及兩人的意氣相投。在辛棄疾的朋友圈里,陳亮不是最有名的一個,卻是關系最好的一個。陳亮,初名汝能,字同甫,26歲時改名亮,36歲時又名同父,1143年生人,能文能武、能說能寫。《宋史》本傳稱他:“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辛、陳兩人因主張和理想相同,每次見面都進行深度交談,很快成為同一戰線的戰友。后來陳亮兩次入獄,第二次多虧辛棄疾拼命相救,才使陳亮免于一死。1188年冬的辛、陳信州之會,是辛棄疾上饒時期社交的一個重要事件,在文學史上的偉大意義是因為他們“鵝湖同憩,瓢泉共酌”了十日之久,兩位詞人在當時和稍后的長歌相答,為詞壇留下了五首光輝壯烈的詞章,成為辛派詞人創作的濃墨重彩之筆,每回誦讀都令人蕩氣回腸。“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問誰使、君來愁絕?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但莫使、伯牙弦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看買犁、賣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面對山河破碎、久靡不振的局面,兩人志補蒼天、矢志不渝的悲壯之情溢于言表。800多年過去了,這些詞章仍錚錚作響,每回誦讀都蕩氣回腸,令人熱血沸騰。
留出一日閑暇,尋訪古道黃沙:穿過靈山云霧,走進云洞古剎;黃沙嶺上對酒,上瀘溪畔品茶;瓢泉峰回路轉,直驅鵝湖山下;遠眺南巖八景,近觀博山古塔;不再浪跡天涯,心歸帶湖人家。帶湖—靈山—云洞—黃沙—上瀘—瓢泉—鵝湖—博山,這是辛棄疾在上饒期間主要的游歷線路。南宋讀書人極多,信州風氣尤盛,科舉報考人數甚眾。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辛棄疾投閑上饒后期,走上了辦學之路。根據當時人的記載,能確定辛棄疾在上饒至少創辦了兩所書院以教授文章之學:位于鉛山的期思書堂和位于廣信的黃沙書院。長期研究辛棄疾的程繼紅、汲軍教授認為,1185年辛棄疾在訪得周氏泉之初,并沒有立即修筑居第,而是先蓋了期思書堂中的瓢泉草堂等建筑,在全家正式從帶湖移居瓢泉的前數年,他就開始長住瓢泉了。1192年他仕閩后,還請朱熹為期思書堂中的齋室題寫了“克己復禮”“夙興夜寐”兩個齋額。“克己復禮”明書堂教育之旨,“夙興夜寐”則勵勤奮不懈之志。1202年除夕,辛棄疾還獨自在書堂“克己復禮齋”守歲。若干年后,韓元吉的兒子韓淲經過期思時,曾作詩《午睡期思書堂》懷念辛稼軒。南宋時期,受進士余堯弼、理學家王時敏、陳文蔚等當地鄉賢影響,廣信府南部上瀘、黃沙嶺、田墩等地讀書風氣甚濃。所以,除在瓢泉建期思書堂外,辛棄疾還在黃沙嶺創建了黃沙書院。他曾經頻繁來回于由瓢泉經上瀘到黃沙、最后終于鐵山西巖的這條鄉道上,《獨游西巖》等許多詞作都是夜歸黃沙書院途中所得,其中以《西江月 夜行黃沙道中》最為著名。此外,辛詞研究專家張玉奇先生經過考證后推測,鉛山鵝湖、廣信靈山和西巖等處,辛棄疾雖然不一定創辦書院,但都應是曾經任教之所,而以永豐(廣豐)博山雨巖書院任教時間最久。從其眾多的博山詞可以看出,一年四季博山道中都有辛棄疾的匆匆身影。在這里,他至少創作了30多首博山詞,包括“少年不識愁滋味”等婦孺皆知的千古名篇,還收獲了“雨巖居士”名號。
淳熙十二年(1185),辛棄疾得知,離瓢泉25里的縣城永平附近一度荒廢的采礦煉銅業將得以復興,礦工坑戶人數將急遽增加,糧食需要必將急速攀升,而鉛山當地糧食本就十分匱乏。于是他及時廣置田產,苦心經營,為鉛山銅場提供糧食保障。從辛棄疾一首首描寫田園生活的詞作可以看出,在瓢泉,他親自參加農田開墾及其他農耕設施的建設;親自參與各種田園生活;親身在田間插秧,在清溪中行釣捕魚,在菜園中松土鋤草。在瓢泉,他關注天時,盼望風調雨順和百姓的收成;他擔憂自己,希望陂田水塘不被山洪沖毀;他饒有情趣地參與當地的民俗活動,鄉親們也苦苦邀請他參與鄉間宴飲。在瓢泉,辛棄疾已不再任高職,而是活脫脫一個農民,融入了鄉村社會。當風調雨順時,他會像農民那樣快樂與滿足;連年來收成不佳時,他也抱怨官府的稅賦太多;夜晚喝醉之后,他便甜憩在看守瓜田的草屋之中。看得出來,這時的辛棄疾對自己所選擇的瓢泉與瓢泉的生活方式很是自得。他晚年在家中所題桃符“身為參禪老,家因赴詔貧”,證明田園的收入已經超過為官的俸祿了,經營瓢泉實現了富足的生活。所以在《偶作》詩中寫道:“強留客飲渾忘倦,已辦官租百不憂。我識簞瓢真樂處,詩書執禮易春秋。”他描寫瓢泉生活的詞章,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情趣。在宋代詞史上,也只有在辛詞中能看到這么多平凡而優美的田園風光和農村生活圖景。
新時代呼喚稼軒風
新時代需要大力弘揚愛國精神。辛棄疾是一個奮發激昂始終一節的愛國志士。郭沫若說陳毅:“將軍本色是詩人”。梁衡說辛棄疾:“詞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詞是在政治的大磨盤間磨出來的豆漿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終在出世與入世間矛盾,在被用或被棄中受煎熬。作為封建知識分子,對待政治,他不像陶淵明那樣淺嘗輒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樣長期在任,亦政亦文。對國家民族他有一顆放不下、關不住、比天大、比火熱的心;他有一身早煉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勁。他不計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讒言傾盆。所以隨時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閑,大起大落,大進大退。稍有政績,便招謗而被棄;國有危難,便又被招而任用。他親自組練過軍隊,上書過《美芹十論》這樣著名的治國方略。他是賈誼、諸葛亮、范仲淹一類的時刻憂心如焚的政治家。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指出:“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新時代青年要乘新時代春風,在祖國的萬里長空放飛青春夢想,以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擔當,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努力奮斗, 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我們的奮斗中夢想成真!
新時代需要崇尚英雄主義。辛棄疾這樣的民族英雄、精神界之戰士我們是不應該忘卻的,《稼軒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突起,能于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是時代的風雷,可謂“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至今依然如黃鐘大呂,給人一路向上的力量。辛棄疾《稼軒詞》是公認的第一流宋詞經典。經典的價值在于它高度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有機結合,具有普世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當下社會呼喚有實干精神的經世之才,需要有擔當、有勁氣、有責任感的國民性,辛棄疾的《稼軒詞》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有理想,是一座巍峨的高峰,值得當代文藝取法。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遠,就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即便是‘衣帶漸寬’也‘終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達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
新時代更需要大力弘揚務實作風。辛棄疾是一位了不起的實干家,也是一個有才干有作為的地方官。自乾道四年(1168)起,至淳熙八年(1181),是辛棄疾仕途輾轉遷升的一個階段。辛棄疾在這十余年中歷任建康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職,其在江西任上因平定茶商賴文政起義有功,升任知江陵府兼荊湖北路安撫使,隨后又遷任江西、湖南安撫使等職,四十歲出頭的辛棄疾已在多地擔任過路一級的官長。凡是辛棄疾仕履所及之地,不論為時久暫,在地方事業方面都有一番建樹。1172年,辛棄疾任滁州知州。滁州地僻且瘠,且屢經兵燹災荒,這時候的景況是城郭已蕩然為墟,人們則編茅結葦,寄居于瓦碟之場,市上沒有商販,居民甚至養不起雞豚。辛棄疾到任之后,看到了這種蕭條景象,也看到了這里的農民們都樂于服田力穡、勤于治生,他便首先申請南宋政府把這里的民戶以前所欠繳的課稅全部豁免,把此后的課稅定額減輕并在州城之內興筑了一些邸店客舍,以招徠商販,振興商業。在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經過了半年多的時光,滁州的景象便大為改觀,荒陋之氣一洗而空。從1175到1181這幾年,辛棄疾宦游于江南東、西和荊湖南、北諸路,擔任過提點刑獄、轉運副使、安撫使等職務。從1160年代中期開始,在上述地區曾屢次爆發過小規模起義事件,都是由辛稼軒帶兵去撲滅了的。這些事件反映了什么問題?爆發這些事件的基本原因何在?辛稼軒巡回往復于這些地區,察視詢訪為日既久之后,對于這兩個問題得到了具體的答案。他在1179年任湖南轉運副使時,上書給宋孝宗,對當時農民的疾苦之所在,亦即不斷爆發小規模武裝暴動的基本原因之所在,作了描述和分析,并提出了相應對策。辛稼軒任湖南轉運副使不久,即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1180年春,他下令給湖南路的各州郡,動用官倉中所存糧食,大募民工,修筑陂塘。這樣做,一則可以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解決一部分饑民的問題,二則陂塘修成便可使一路農田大得灌溉之利。1181年,辛棄疾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其時江西各地正遭逢嚴重旱災,他到任之后,立即在各州縣的大街要道上張貼出“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八個大字布告,嚴禁囤積糧食、哄抬物價,迅速控制了局面。可以看出,辛棄疾在做地方官的時期內,他比較關心下層人民在生活和生產等方面的問題,對他們的疾苦,病痛根源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且也曾經實行了一些有利于農業生產的措施。辛稼軒是南宋統治階級當中的一員,盡管他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南宋王朝的統治,但他畢竟還能揭露當時社會的矛盾。這在當時的統治階級當中,雖不能說絕無僅有,但也實在不是很多。
打造辛棄疾品牌之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城市有許多歷史記憶”,“歷史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不僅屬于我們這一代人,也屬于子孫萬代。要敬畏歷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態,全面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統籌好旅游發展、特色經營、古城保護,筑牢文物安全底線,守護好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辛棄疾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山東濟南的,更是江西上饒的。辛棄疾雖然出生在濟南歷城,但在上饒居住了20多年,并終老鉛山縣,墓葬陽原山,是留給上饒的一筆厚重的文化遺產。建議促動全市文化機構、文創產業等多方資源融合聯動,將辛棄疾文化資源集約化整合創新,讓辛棄疾文化賦能上饒,彰顯上饒文化底蘊,使稼軒文化成為上饒文化旅游的金字品牌,以文鑄魂、以文化人、以文興業,帶動全領域軟實力提升,寫好高質量發展的時代答卷。
保護辛棄疾帶湖遺址和帶湖莊園遺址。“帶湖”因辛棄疾而得名,因稼軒詞而揚名,“帶湖”之于上饒應成為類似杭州之西湖、武漢之東湖的地標性名勝古跡,是“城市的歷史記憶”。世事變遷,帶湖和帶湖新居的遺址也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迷失了方位。據辛更儒教授等相關人士詳細考證《辛更儒:辛棄疾上饒帶湖與帶湖新居小考》,帶湖新居遺址就在今龍牙亭路東側、天驕家園小區南面、6號庫體育文化產業園西側、北門村巷北面的高地,當年辛棄疾帶湖新居的很多建筑都在這片高地上。目前,這片高地仍處于荒蕪狀態。建議加以保護,適時把它建成一個稼軒帶湖遺址公園,恢復“稼軒”“雪樓”“篆岡”等遺址,將《永樂大典》上的相關記載刻石立碑,成為上饒和全國各地的辛詞愛好者瞻仰和紀念的處所,成為上饒城區文化旅游的亮點。
推出博山古道、黃沙古道等環上饒市區游線。可引導信州、廣信、廣豐、鉛山、弋陽等地恢復、完善辛棄疾、謝疊山等先賢遺跡,打造一條稼軒文化網紅打卡線路,發起建立一個以稼軒文化為主題的文創產業聯盟;舉辦一系列稼軒詞主題的名家書畫展,打造稼軒詩詞文化墻;沿途充分展示“無處不稼軒”的文化認同,充分發掘和彰顯辛棄疾文化底蘊和文化特色,不斷給辛棄疾文化澆筑新活水,打造一條跨越山水、穿越時空、體驗“家國情懷”為主題的精品文旅產品,用文化賦能上饒環城區旅游高質量發展。
設計展示辛棄疾形象的常態化活動。讓稼軒精神不僅停留在書本里、展覽館里,還要在街頭巷尾,通過標識、雕塑小品、立面裝飾、夜景燈光等形式,呈現稼軒精神和稼軒故事,營造城市整體文化氛圍,助力構建“稼軒詞產地”品牌形象;建議在高鐵經濟試驗區打造辛棄疾IP、在信江生態走廊景區空中棧道增加稼軒文化元素布置,打造稼軒詩詞文化墻,或在現有水南文化街項目中植入反映辛棄疾元素的節目,打造一系列稼軒主題惠民文化場景,舉辦諸如“中國辛詞大會”“云端辛詞詠誦會”等主題活動,帶動大眾參與稼軒精神的傳播,讓更多的人知道辛棄疾、讀懂辛棄疾、傳播辛棄疾。
建設辛棄疾公園,打造“千百度文化廣場”。在現在的帶湖畔打造像西湖模式的整體開放的辛棄疾公園,成為一處展示稼軒文化學術研究成果的平臺、全國游客來上饒必去的一個打卡點,可多渠道申報國家文化社科類資助項目,謀劃建設中國宋詞藝術館,仿照紹興蘭亭博物館每四年舉行一次全國性辛棄疾主題的書畫展覽、詩詞唱和等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