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比森特（右）及夫人在烏拉圭國際書展。

1983年，比森特（前排右二）在北京工作期間與《北京周報》西班牙語版的同事合影。

《我們的記憶：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書影。

《揀珍珠——短篇小說佳作》書影。

近年來，中拉人文交流成果豐碩。世界圖書館聯機書目數據庫OCLC收錄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4年，至少有2676種中國主題圖書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在拉美地區的烏拉圭、智利、秘魯、阿根廷、墨西哥等19個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國家傳播。

中國主題圖書走向拉美地區，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知華友華的拉美出版界人士辛勤付出。烏拉圭原生書店（Nativa Libros）創辦人比森特·羅維塔（Vicente Rovetta）就是其中之一。近日，我們對比森特之子巴勃羅·羅維塔（Pablo Rovetta）進行了專訪，聽他講述父親與原生書店的故事。

引進出版中國書刊

比森特·羅維塔1925年出生在烏拉圭西南部科洛尼亞省新帕爾米拉市，曾任烏拉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年輕時積極投身烏拉圭工人運動，年僅17歲便以代表身份見證了烏拉圭工人總工會的成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令拉美地區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人們備受鼓舞，毛澤東思想也由此在拉美地區受到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國際書店（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公司前身）與烏拉圭共產黨主辦的人民聯合出版社（Ediciones Pueblos Unidos）取得聯系，面向拉美地區發行中國主題圖書。通過人民聯合出版社，比森特接觸到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建設的有關讀物，并最終成為宣傳中國道路的志愿者。

20世紀50年代末，人民聯合出版社因故停止了中國主題圖書的發行。比森特內心十分焦急，萌生了自己開辦書店、繼續這項工作的想法。“20世紀60年代初，父親創辦了原生書店。1962年12月17日，父親主動與中國國際書店聯系，商議以原生書店為紐帶，進口中國主題圖書。”巴勃羅回憶說。

從那時起，原生書店開始在烏拉圭代銷中國出版的西班牙語書刊，其中包括《北京周報》《中國畫報》《中國建設》（現為《今日中國》）等期刊以及兒童讀物、文學作品、漢語教材、中醫指南等圖書。在父親的書店閱讀愚公移山和孫悟空的故事，成為巴勃羅的童年記憶。長大后，他接著閱讀魯迅、巴金、老舍等中國作家作品的西班牙語譯本。從小受中國文化熏陶，為巴勃羅日后從事漢學研究埋下了伏筆。

原生書店一經落地，便成為中國文化走進拉美地區的橋梁。從1962年到1973年，原生書店是烏拉圭唯一發行中國書刊的書店，每年還有相當多來自其他西語國家的民眾利用去烏拉圭旅游之機，到原生書店購買他們在自己國家買不到的中國書。世界圖書館聯機書目數據庫OCLC數據顯示，原生書店共刊行過103種圖書，其出版的《毛澤東論文學和藝術》《毛澤東選集》均被法國波爾多蒙田大學圖書館、西班牙巴利亞多利德大學圖書館、秘魯天主教宗座大學圖書館收藏，影響廣泛。

公交車上創新銷售方式

比森特看到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的公共汽車上經常有人靠出售糖果、圓珠筆等謀生，他受此啟發，想到一個點子：或許可以在公交車上賣些報刊試試。

為進一步讓烏拉圭讀者了解中國，增加中國書刊銷量，比森特委托公交車上的銷售人員代銷書籍。巴勃羅回憶，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圖片生動形象且印刷質量好，《人民畫報》和一些中國童書在公共汽車上一路暢銷，受到當地群眾歡迎，每個月能售賣數百份甚至上千份，銷售人員也因此有了穩定的收入。此外，比森特還向烏拉圭其他省市的書店批發中國書刊。巴勃羅說：“我記得小時候每周六上午都會陪著父親前往郵局，向外地郵寄大大小小裝著中國書刊的包裹。”

20世紀70年代，原生書店在比森特精心經營下，銷售中國書籍數量十分可觀。巴勃羅舉了一個例子：1973年2月5日，原生書店進口了8個包裹、近1500本來自中國的書籍，包括《毛澤東選集》《實踐論》《矛盾論》《邊防小哨兵》等。當時的烏拉圭總人口280萬，首都人口100多萬，而對于一家小書店來說，一次性收到近1500本圖書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書刊在烏拉圭及鄰國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關注與歡迎。

為了開展圖書進出口業務，比森特曾多次受邀到訪中國，親眼目睹中國的發展變化。1966年2月25日，比森特首次踏上中國大地，先后到訪北京和上海，與中國國際書店交流在烏拉圭以及拉美國家銷售中國書籍的情況，并應對烏拉圭政局可能發生的變化，商討下一步的出版發行計劃。這些消息對于當時并不太了解烏拉圭和拉美時局的中國來說，十分重要。緊接著，1967年，比森特再次來到中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這次見面既是對父親工作的肯定，也讓他備受鼓舞。”巴勃羅說。

克服困難代銷中國圖書

原生書店的發展可謂舉步維艱，困難重重。就客觀條件而言，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通訊不發達，主要靠書信聯系。一封信通過郵局從烏拉圭寄往中國后，可能需要1到2個月才能收到回信。從中國郵寄的書刊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抵達烏拉圭。交流、通訊和運輸等存在的巨大困難，對比森特來說尚可解決，或者還不能稱之為“困難”，政治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更大。1967年和1971年，原生書店兩次遭到破壞。

后來，比森特在阿根廷租下一間辦公室，再次創辦原生書店。阿根廷的原生書店雖偶有散客光顧，但主要業務是向阿根廷本土書店、協會及組織代銷和發行中國書籍，其中包括《中國簡史》《中國哲學簡史》等介紹中國歷史文化的著作。

之后，比森特轉往秘魯。到達秘魯首都利馬后，他立刻與中國大使館聯系，中方邀請比森特以及家人前往中國定居。巴勃羅回憶說：“從1975年7月到1986年3月，我父親一直常駐中國。父母在北京工作，妹妹和我也在北京上了大學。”

1986年，比森特離開北京返回烏拉圭，隨即開始三度創業，但這次他沒有選擇開辦書店，而是在蒙得維的亞租下一間辦公室，以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正式代理商的身份向烏拉圭書店、協會、學校和個人介紹及代銷來自中國的西語圖書。“當時在烏拉圭代銷的中國圖書種類很多，包括中國文學經典《紅樓夢》《水滸傳》等。抵達烏拉圭的中國書刊經常一次就多達50箱。”巴勃羅說。“原生書店”的名字在這一時期曾使用數月，1987年后不再用這個名字發行中國書籍。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作為烏拉圭書商商會會員，比森特在接受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委托后，曾參加第十屆烏拉圭國際書展。盡管當時中烏之間還沒有建交，但比森特因代表中國參加書展，便在書展期間掛起了五星紅旗，引發現場展商和參觀者的廣泛關注，也凸顯出比森特與中國的深情厚誼。

“原生書店幾度重生，性質從未改變，父親依舊從事推廣、代銷中國主題圖書的工作。”巴勃羅說，直到2018年5月23日，93歲的父親與世長辭，他幾十年如一日地關注中國發展，“盡管在發行中國書刊方面，父親經歷了種種磨難，但他始終沒有動搖過支持中國的決心。”

繼承父志續寫友誼傳奇

巴勃羅在父親比森特影響下，如今也成為一名中國文化使者。他回憶道，從兒時的童書到父親第一次踏足中國時帶回的禮物，每個細節都讓他對這個東方國度既向往又好奇。1975年，他首次抵達中國，從那時起就不懈努力，為促進雙方相互了解與友誼貢獻自己的力量。

20世紀80年代，巴勃羅曾參與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作品集《中國現代短篇杰作選1919—1949》和《揀珍珠——短篇小說佳作》的翻譯工作，并在供職埃菲社期間，面向西班牙及整個美洲大陸讀者，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體育和民俗等方面內容的報道。2012年，巴勃羅創建“東方深思”網站，繼續介紹中國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他本人還對有關信息做了詳細闡述。例如，他在網站上刊登了華裔翻譯家黃瑪賽著作《昨日的回憶與今日的印象》再版的信息，并撰寫推薦語，力薦西語讀者閱讀此書，感受中國智慧。在巴勃羅看來，父親比森特借助原生書店在拉美推廣中國文化，如今到了網絡時代，自己依托網絡平臺講述中國故事，冥冥之中是一種傳承。2016年，巴勃羅因其推動西班牙文化傳播以及中國與西語國家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貢獻，榮獲西班牙王國國民成就榮譽勛章。

2019年，巴勃羅在江蘇徐州應邀參加第三屆“中拉文明對話”研討會，同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參加了《我們的記憶：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西文版發布會。對巴勃羅來說，在這些會議上不僅有機會介紹父親比森特及原生書店的故事，還可以與一些關心拉美的中國學者和關心中國的拉美學者相互交流，促進文明互鑒。

巴勃羅十分關注當下的中拉文化交流。“中國在文化領域出版了許多西班牙文書籍，一些好書尚未被引進到西語國家。前不久，我在‘東方深思’網站上，介紹了中國出版的中文西班牙文對照版圖書《異鄉的風景——圖說拉美文學在中國》，許多來自西班牙和烏拉圭的讀者表示很有興趣。”他希望，年輕一代的出版人能接過老一輩的接力棒，讓更多西語國家讀者接觸到來自中國的聲音。

“明年將迎來我第一次到訪中國50周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中國給予我無盡的啟發和感動，我將繼承父志，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貢獻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巴勃羅說。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本文配圖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