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墓

楊立坤

氣節乃生命之脊梁、民族之魂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排除萬難、壓倒敵人所依仗的重要精神氣質。從陳康伯“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到辛棄疾“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從謝疊山“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到方志敏“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忠貞愛國、舍生取義的民族氣節在他們之間傳承有序，在江西上饒這片土地上追溯有源。今天（8月21日）恰逢方志敏誕辰125周年紀念日，筆者且從千年一脈的民族氣節談起，講述陳康伯、辛棄疾、謝疊山到方志敏等先賢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為后人樹立起崇高的歷史責任和博大的家國情懷。

陳康伯為抗金燒毀皇帝詔書

陳康伯（1097－1165），字長卿，江西弋陽人。歷任南宋高宗、孝宗兩朝宰相。在金軍不斷南下攻宋的緊急關頭，他力排眾議，力主抗金，力挽狂瀾，打擊了金人的囂張氣焰，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明代文學家馮夢龍曾評價道“保宋之帝者，寇準也；延宋之帝者，陳康伯也。”1161年，金朝皇帝完顏亮撕毀盟約，率六十萬大軍南下入侵。大敵當前，陳康伯毫不畏懼，他態度堅決：“不談和與守，只論如何戰。”當看到宋高宗猶豫不決時，陳康伯進言：“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圣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當年九月，金人渡過淮河。隨著淮南淪陷的消息傳來，整個臨安城都處于一種不安之中。許多大臣紛紛安置家眷，準備逃亡，宋高宗甚至想到海上躲避。陳康伯認為，宋高宗如同抗金的一面旗幟，旗倒則心倒，必須進一步堅定其信心。為此，陳康伯特地將弋陽的家人接到臨安，表達誓死與帝都共存亡的決心。他下令，臨安各城門開關如常，以安定民心；他還找時間故意解衣置酒，飲啖自如；為激發士氣，他建議宋高宗御駕親征，并代皇帝擬好《親征詔》。這些舉措，讓宋高宗驚慌的內心稍稍得以平靜，但還是不敢答應親征。隨著形勢演變，宋高宗甚至下了一道“如敵未退，散百官。”的手詔。陳康伯讀完皇帝手詔，立即將詔書燒毀，對宋高宗說：“與其散去百官受辱，不如孤注一擲親征。”陳康伯竭力爭取下，宋高宗最后勉強答應御駕親征。隨后，宋金雙方在采石磯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水戰，宋軍以1.8萬人打敗17萬金軍。這也是南宋抗金戰斗中極少的幾次大勝仗之一。而這次勝利，與陳康伯運籌帷幄之中的科學決斷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過人膽識是密不可分的。

辛棄疾為陳康伯文稿題跋并自稱“門生”

南宋紹興末年，天子北伐，一時詔檄，多出陳康伯之筆，讀后令人深受鼓舞、感憤流涕，同仇敵愾、斗志倍增。嘉泰四年（1204）三月，陳康伯之孫陳景思請辛棄疾為紹興辛巳年（1161）陳康伯執筆的宋高宗《親征詔》作跋文。辛棄疾讀后深感文如其人，忠義激烈。聯想到自己南渡四十多年來滿腔熱忱無人領會、恢復大計遙遙無期，辛棄疾悲從中來，一氣呵成：“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初，可以無事仇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并直接落款“門生辛棄疾拜手謹書”。一聲“門生”，道出了辛棄疾感激當年南歸時陳康伯的知遇之恩，道出了對檄文慷慨陳詞和堅定意志的由衷敬佩，更道出了兩位抗金志士的師承關系。辛棄疾青年時即在山東老家參加抗金。1162年，以五十人規模的敢死隊，潛入有五萬之眾的金兵大營，擒拿殺害首領的叛徒張安國，然后飛奔出營，晝夜不停，把張安國送交南宋朝廷正法。“壯聲英概，儒士為之興起，圣天子一見三嘆息”。這次有膽有謀的壯舉，讓23歲的辛棄疾一夜天下知，天子三嘆息。時任左仆射的陳康伯對辛棄疾的壯舉也非常欣賞。當得知朝廷只授予他儒林郎時，陳康伯直接向皇帝建議改任辛棄疾為承務郎。因為當時儒林郎只是選人涯階，而承務郎以上官序才謂之京官，日后方有顯達。“且舉主各有格法限員，故求改官奏狀最為艱得，如得，則稱門生。”辛棄疾雖被解除了武裝，被派往江陰軍做簽判，并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為守臣，但抗擊金兵、收復失地的主張始終伴隨其一生。

謝疊山披肝瀝膽為辛棄疾奔走雪冤

辛棄疾雖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但“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直到去世26年后（1233），才被追贈光祿大夫，令許多仁人志士都為他叫屈。因為辛棄疾在當時極大地喚起了有識之士的戰斗精神，他的民族氣節影響深遠，使得謝枋得（號疊山）也成為辛棄疾的忠實膜拜者之一。謝疊山生活在宋、元之際社會動亂的時代。1226出生于辛棄疾晚年居住的信州屬地弋陽縣，其伯父謝徵明是辛棄疾的門生。五歲時，謝疊山即從謝徵明口中熟聽了辛棄疾的英雄事跡，十六歲時，他讀辛棄疾《美芹十論》《九論》等奏章，更加欽佩，認為辛棄疾是西漢衛青、霍去病一樣的人物。咸淳七年（1271），蒙古改國號為元。當元軍長期圍攻襄、樊，南宋國運垂危之秋，時任館閣校勘的謝疊山等十八位義士專程聚會鉛山金相寺祭奠辛棄疾，立誓要以稼軒為榜樣，發揚忠義愛國精神，以實際行動拯救國家于危難。其間，謝疊山揮筆撰就《祭辛稼軒先生墓記》，盛贊辛棄疾“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認為如果辛棄疾“生于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對辛棄疾一生懷才不遇、遭受不公，深感惋惜。發誓如果見到皇上，一定“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然后錄公言行于書史，昭明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經謝疊山一再申請，德祐元年（1275），宋恭帝對辛棄疾的追贈由“光祿大夫”改為“少師”，謚號“忠敏”。

方志敏從疊山書院開始探求真理

謝疊山以身明志后，為紀念恩師，其弟子虞舜臣于元皇慶二年（1313）擇地建了“謝文節公祠”。1317年，經浙江行省奏請朝廷改為疊山書院。在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曾慕名前來參觀，親書“疊山書院”匾額。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疊山書院改為弋陽縣立高等小學，成為方志敏、邵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學習知識、探求真理的地方。兒時的方志敏就是在這里知道了謝疊山的“家國大義”，林則徐的“自省自強”，也明白了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1916年秋，方志敏考入弋陽縣立高等小學，深受愛國精神影響，立志報效祖國。在校期間組織進步團體“九區青年社”；1919年夏，與邵式平等發動組織學生開展反帝愛國斗爭。帶著在疊山書院滋養與栽培，方志敏革命種子越顯勃發。1919年秋，他考入江西省立甲種工業學校預科班，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繼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革命道路。方志敏在其著作《可愛的中國》中曾回憶道：“我很小的時候，在鄉村私塾中讀書，無知無識，不知道什么是帝國主義，也不知道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自然，不知道愛國為何事。以后進了高等小學讀書，知識漸開，漸漸懂得愛護中國的道理。”

遠眺疊山樓，俯瞰信江水。700余年過去了，這座以謝疊山命名的古老書院以其涵養的人間正氣，傳承的家國情懷，早已成為滋養這座城乃至中國的精神養分，更是砥礪方志敏等革命先輩的為信仰堅定前行的源頭活水。千年一脈，薪火相傳。今天我們有幸見證陳康伯、辛棄疾、謝疊山、方志敏等先賢精神風骨和民族氣節的有序傳承，相信未來這些精神還將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國人，持續迸發延綿不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