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如果從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出版《中國詩論史》、中國本土學者陳中凡先生出版《中國文學批評史》算起，可謂成果豐碩。今天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成果，不僅有本土學者的大量成果，涉及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批評家、重要篇章、通史、專史、范疇、命題等方面的內容，而且還有柯馬丁、宇文所安等海外學者的著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對文明互鑒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論的進一步研究，能夠起到重要作用。
從研究的層次與結構來說，此前沿用的是傳統的文獻整理與人物典籍梳理論述的方式，關注較多的是人物、著論、觀點、文獻的層面，而對于這些背后的思想、范疇、命題、關鍵詞，特別是擺脫西方學科分類的框架，跳出既有的文學理論模式，從中國古代文論與相關的學術部類之間的聯系，從經史子集四部既分判又聯系的視角去研究、探討基本無涉。而現在許多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開始從交叉互動的角度來觀察與展開，尤其是許多年輕學子在他們的碩博學位論文中，較多地從經學、史學、子學、集部形態與中國古代文論的關系去解析，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小覷，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第一，研究深度與貫通的不足。當前對于古代文論的研究，表面描述、文獻堆砌與搬運比較嚴重。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是基礎，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獻本身畢竟不等于理論研究，而且有些研究本身就是從玄理出發的，中國古代文論的思想來源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本身是一門義理之學，是思辨之學，兩漢經學執著于注經與文獻，而魏晉經學玄學化的色彩非常濃厚。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空言說經，拋棄兩漢煩瑣注經、沉迷文獻的傾向，探討義理之學，受到后世詬病，但是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本末有無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的影響同樣毋庸置疑，劉勰《文心雕龍》受到王弼易學的澤溉是十分明顯的。中國古代文論的創新既依據當時出現的文學現象，也依賴理論觀點與方法上的成功，例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嚴羽《滄浪詩話》、王夫之《姜齋詩話》等。況且當今古籍數字化與人工智能進入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傳統文獻整理的一些功能早已為它們所替代，古代文論的重點轉移到理論本身的研究方面，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第二，研究立場和態度的平面化。許多人對古代文論的研究，只是將其當作教學與研究的專業平臺，缺少敬畏，缺少人文情懷。現在一些讀古代文論碩博學位的人只是把它當作敲門磚。這種研究本身就是不符合古代文論的研究立場、態度和精神的。因為古代文論的研究還是像劉勰《文心雕龍》里面所講“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他是要尋找一種文心，重構文學精神。還有，現在古代文論研究過分項目化的傾向十分嚴重。我認為參與項目研究對古代文論的研究是有推進作用的，但是過分項目化，肯定會跟古代文論的治學精神相背離。
第三，中國古代文論的高校教學情況還需改善。古代文論作為一門傳統文化的重要課程，融中國文學與哲學、美學等為一體，是基礎性與應用性的統一，對大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與專業知識提升極為重要。
當今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最重要的并不是學術范疇的改進，而是加強古代文論與當今文論的對話與互動，呼喚中國古代文論原有的憂患意識與人文情懷。中國古代文論重要作品往往是在文化裂變與社會轉型時期產生的，其時人們的文藝觀念與創作反映出內心的憂患與痛苦，而文藝作品成為這種社會心理的宣泄載體，文藝評論則是這種心理的轉化與升華。例如孔子、孟子對《詩》《書》、禮樂的評論，影響到當時的文藝走向，影響到后世中國古代文論的主流觀點；而老子、莊子對于文藝現象的批評，更成為后世文藝理論批評的另類聲音，觸及文藝的深層次問題，彰顯出心靈與精神的自由性，而漢代關于屈原與《離騷》的評價，對后世的文論影響很大。六朝時期的文論，深入文藝的核心問題即文藝的獨立與人生的覺醒，促成文論與美學的自覺，形成了中國古代文論的體系、價值、范疇的系統構建，奠定了六朝之后中國文論的發展格局。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在面臨挑戰與裂變時，有責任心的士人的理論貢獻與人格彰顯。陸機《文賦》的書寫是基于“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也就是憂患于風雅傳統的泯滅；《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在《序志》中感嘆：“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唐宋詩文革新理論也是產生于當時的文化衰落危機，蘇軾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表達了這一思想。古代文論最有價值與意義的是其中的精神價值，而不僅僅是知識結構。
古代文論的多維研究也需要我們大力開拓格局。需要我們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大力向前拓展，這些方面的問題應當引起關注。
傳統古代文論的文獻整理，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目前可以收集與整理的空間并不大，那些為整理而整理的文獻工作，應當加以壓縮。因為許多所謂的文獻整理，一是沒有多少學術價值，二是為整理而整理反而會湮沒真正的古代文論經典的價值，導致良莠不分，占用了許多學術資源。雖然在古代文論的文獻整理領域，這些問題并不突出，但是也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對古代文論傳統著論的整理與研究仍應加以推進，對一些經典的研究，包括文獻方面與理論觀點、學術價值的探討，仍然應當繼續加大研究力度與深度，例如對于《文心雕龍》《滄浪詩話》《原詩》等經典的文獻考證、理論價值等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強。
古代文論當前研究的重點與難點，是重回中國固有的學術體系與知識體系，從四部之學的維度去觀察與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中國古代文論或者中國文學批評本來是一個借用西方文藝學來指稱與研究中國固有文論資源的學科概念，對現代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學科建構很有必要，也是大勢所趨。但是久而久之，造成了中國古代文論固有文化形態的丟失，遮蔽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特色與自有的知識體系，出現了喧賓奪主的傾向。因此，目前對于中國固有的文論體系加以重新認識與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這不是什么失語癥的問題，而是返本歸宗、文明互鑒的問題，中國古代文論的建設必須借鑒西方文論的學科體系與話語形態，這是沒有疑義的。近現代以來的王國維、宗白華等人已經開啟了這種通道。但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既有的歷史文化資源更應獲得尊重與確立，中國古代文論有著成熟的知識體系，但是長期被西方文論所淹沒，乃至現代許多年輕學子與研究者對此知之甚少，應當激活其中的核心價值理念。
中國古代文論是從經史子集四部形態衍生出來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論，首先應當從大文化的視野去認識與研究，加強學科之間的互融互滲，跳出以往從西方文論的窠臼去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思路，這也是難點與重點。從目錄學來說，古代文論最早列入《漢書·藝文志》，后來的《隋書·經籍志》列入集部的總集類，清代《四庫全書》把它單獨放在集部詩文評中，是多學科交融的產物。然而，中國學術的妙處在于它的互融互滲，而不是如西方學術那樣強調文史哲分類的嚴密性。中國古代文論的很多的精髓并不在集部中的詩文評當中，而是在經學、史學與子學中，比如十三經中的《周易》《詩經》《尚書》《左傳》《禮記》《論語》《孟子》等。這些經典對中國古代文論基本價值觀與視野方法的影響比詩文評有時往往更為深刻，詩文評中的許多觀點是直接從那里轉化而來的。十幾年前，我參加了社科院文學所召集的一個會議，討論詩文評與文藝學的關系，大家認為中國古代的詩文評與西方文藝學可以互相參照，但并不等同于西方文藝學。我和我的老師蔡鐘翔教授合作寫過一本書《中國古代文藝學》，也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可以與西方文藝學相比照，但二者畢竟不是一回事。中國古代的詩文評和西方的文藝學相比，受經部、史部、子部的影響更深，西方的文藝學則強調自身的形態和構架。所以我覺得中國古代文論的多學科交叉，經、史、子、集互動的這個特征還有待拓展。既要研究它與其他學術領域的關系，更要從整個國學的大視野中去認識與探討中國古代文論問題。前輩學人已在這方面為我們作出表率，例如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中對《文心雕龍》篇章的解析，貫穿著整體學術觀的視野與理念，這比我們今天囿于文學方面的分科治學更切中肯綮。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中對于中古文學的研究，比諸現代的文學研究，視野更為宏闊，觀點更為深刻。這些研究，能夠“振葉以尋根，觀瀾以索源”。當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應當借鑒這種總體性的學術觀念。
站在文明互鑒的高度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可謂恰逢其時。魯迅認為《文心雕龍》這樣的詩文評代表作可以與西方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提并論，贊之為“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則”。近年來，中國古代文論引起了一些國際知名學者的關注。同時，中國學界也運用中華思想術語研究、關鍵詞研究，與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話，使中國古代文論進入世界文明構建的領域，這是一項劃時代的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的工程。中國古代文論素有和而不同的傳統，如今進入文明對話與互鑒，將更加彰顯其中的價值與意義。我參加了十年之久的中華思想文化術語中文藝術語的主要編寫工程，深感中國古代文論真正進入東西文化互鑒領域，與傳統的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相比，更加艱巨、更有價值。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要把中華思想文化術語中的文藝卷加以分類，但是文藝部分的分類確實很難，是按西方的文藝路徑來分，還是按中國固有學術分類，可謂眾說紛紜。按西方的分類，就是我們上大學時候學的分類法，例如本質論、價值論、創作論、鑒賞論、形態論等。另外，按照中國古代的范疇分類，分成文道、文心、文體、文術等，這也是一種分法，也是一種挑戰。總而言之，古代文論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部類，在當今只有與古為新，方能生生不息，煥發出新的生機。
（作者：袁濟喜，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