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兩歲小娃誰來帶？這讓北京家長林夕的家庭“硝煙四起”。

　　雙方父母身體不好，無法長期帶娃；請過幾個育兒嫂，卻總是不能滿意；考察過一些托育機構，不是離家太遠，就是收費太高；林夕和丈夫都處在事業上升期，誰也下不了回歸家庭的決心。“要是家門口能有收費合理、保教質量不錯的托育機構就好了！”夫妻倆慨嘆。

　　林夕的期盼正在落地中。日前，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就《家庭托育點管理辦法》公開征求意見，鼓勵利用住宅為3歲以下嬰幼兒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服務，并提出收托人數不應超過5人。不少專家認為，這為促進家庭托育點規范發展、化解嬰幼兒托育市場的供需矛盾，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引。

　　但擔憂也接踵而來——有從業者擔心政策門檻過高，難以持續運營；有父母擔心家庭托育點監管手段不足、師資力量不強，難以提供安全科學的保教，只是“作坊式看娃”。

　　家庭托育點如何才能不負所“托”，實現良性可持續發展，滿足當下家長多元的托育需求？記者就此展開調研。

　　1.家門口的托育正成為“剛需”

　　早晨七點十分，家住北京天通苑某小區的劉青抱著兩歲半的女兒出了門。先把孩子送到隔壁單元一家名叫“愛格”的家庭托育機構，再匆匆趕去地鐵站，準備開啟一天的工作。

　　“正常托管時間是早晨7點半到下午五點半，三餐兩點。上下午老師會帶著孩子們在小區里戶外活動各一小時。遇上加班或者臨時有事，機構老師也會幫忙多帶一會孩子。”在沒有老人幫忙的育兒時光里，這家開辦在居民樓里的小小托育點，成為劉青得以在職場上安心打拼的最大支撐。

　　隨著“二胎”“三胎”生育政策的施行，優質、便捷的托育服務正成為不少家庭的“剛需”。但與巨大的需求體量相比，中國托育服務仍然存在巨大缺口——相關數據顯示，中國0至3歲嬰幼兒約有4200萬，其中1/3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需求，但總體嬰幼兒入托率僅為5.5%。截至2021年底，我國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為2.03個，距離“十四五”期末4.5個的目標還存在很大差距。

　　“為滿足年輕父母的養育需求，這幾年國家在不斷加強托位建設，但這些托位以集中在商業區的幼兒園托班、托育機構為主，不少機構的托位利用率整體偏低。究其原因，一是收費較高，二是難以滿足家長就近、靈活送托的需要。”在多年跟蹤調研后，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發現，在更深層面，這種缺口源于托位有效供給的不足。

　　也正是由于此，盡管2019年國家才正式出臺文件將托育機構納入規范管理，但在價格更高的專業托育機構與自己付出精力育兒的兩極之間，一些家庭托育點早已根據市場需求應運而生，并在“灰色地帶”中野蠻生長。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學前教育研究室主任高丙成介紹，具體而言，目前的家庭托育點主要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家庭間的互助式托育，模式為鄰居間互助帶娃或幾家人共同聘請育嬰師；另一種則是住宅內的小型托育機構，舉辦場所在居民樓內，但以小型托育機構的模式運營。

　　“從兒童成長發展規律來看，家庭托育點是對當前托育服務的一種有益補充，它具有離家近、與兒童居家成長環境一致、小巧靈活等特點，滿足了不同家庭的多元托管需要。”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彥說。

　　史毅也持同樣的觀點：“一般來說，托育服務主要有三方面成本，場地支出、人員支出和設施維護費用。以住宅作為托育場所，用房成本大幅下降、送托半徑大大縮小，使得更多家庭有能力送托，進一步加強了托位的有效供給，有助于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提高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

　　2.家長憂科學照料難實現，從業者愁要求多、收益少

　　盡管收費不算太高、送托也比較方便，但在考察了兩家小區附近的家庭托育機構之后，一連串的問號還是讓林夕很焦慮：“畢竟不是正規的幼兒園，食品安全有沒有保障？磕了碰了誰負責？戶外活動時間能保證嗎？內部裝修環不環保……”

　　即便是直言“因為家庭托育點而解脫”的劉青也曾“踩過雷”：“原來上的一個托管班突然跑路，連夜搬空了桌椅設施，提前交的三個月托管費也打了水漂。”

　　記者調研發現，近年來，因缺乏監管、辦學不規范等原因，家庭托育機構跑路、托管不夠安全、鄰里糾紛等負面事件時有發生。

　　這些擔憂，在此次的征求意見稿里得到了回應。條文明確規定，每家家庭托育點收托人數不應超過5人；每一名照護人員最多看護3名嬰幼兒；嬰幼兒人均建筑面積不應小于9平方米；應設置視頻安防監控系統，監控錄像資料保存期不少于90日等。此外，試行辦法還就照護人員資質、監管辦法等多個重要環節作出規定。

　　但即便有了這些規范，家長們還是普遍表示“信任感不高”。“比起專業托育機構，家庭托育畢竟門檻低、監管難。目前政策是衛健部門牽頭，消防、民政、市場監管，甚至街道鄉鎮都參與管理，但多方參與會不會變成誰也不管？”一位家長說。

　　此外，幼兒能否在家庭托育點得到科學的早期能力發展教育，也是家長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調研發現，90%以上的家庭會選擇在孩子2歲至3歲的時候送托。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托育服務體系在更小齡孩子照管上的供給匱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家長對于托育機構促進孩子早期能力發展的更高要求。”史毅介紹，當前評判普惠托育服務有三個標準：一是價格可承受，二是方便可及，三是質量有保障，“從服務模式上來看，家庭托育點在價格可承受和方便可及上有很大優勢，但在‘質量有保障’方面，確實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與家長對安全、質量的顧慮相比，從業者則對“能不能經營下去”充滿擔憂。

　　北京市立水橋附近某小區的一家家庭托育點內，負責人李晴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個孩子收費3500元/月，如果按照新版意見只能招收5個孩子，扣除租金、水電、教具、伙食費用以及兩位照護者的社保開支等，照護者每月工資也就是兩千出頭。”而在此前，這家大約130平方米的托育點招收了10個孩子。

　　“限制托位是為了讓孩子得到更精細的照料，這的確照顧到了家長端的需求。但這樣一來，原本費用較低的家庭托育點會不會為了保證收益提高收費或降低保育質量？”林夕說出了很多家長的擔憂。

　　3.家庭托育茁壯成長還需配套制度“給養”

　　對于家長和從業者們的討論與擔憂，多位受訪專家表示，試行辦法的出臺有助于增加大眾對托育行業的認知，但家庭托育點作為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其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既需要將管理要求落細落實，又需要與其他相關政策配套銜接，為其茁壯成長提供“制度營養”。

　　關于家長普遍擔心的安全和質量問題，茅倬彥認為，對于家庭托育點來說，重點首先要放在強有力的監管上，各部門要切實履行權責，“進而細化對其服務標準和服務能力方面的規定，不能因為家庭托育點小就放松標準，這樣才能真正讓家長省心放心，讓行業健康發展。”

　　高丙成表示，從更長遠來看，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托育人才的培養、完善其培訓認證體系：“一位合格的家庭托育從業人員必須掌握一定的嬰幼兒保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救和消防培訓等知識。隨著家庭托育點的全面鋪開，人才供需矛盾將進一步顯現，托育人才培養亦將愈加迫切。”

　　對于從業者普遍擔心的運營收益問題，史毅建議，應加大政府投資力度，給予家庭托育點一定的運營補貼，或以獎勵補助、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降低其運營成本，使其真正成為普惠托育服務供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 鄧暉）